「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這是十九世紀的知名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寫下的傳世名句。
時值東漢晚期、孝桓皇帝劉志當政的年代，也就是毛批版《三國演義》開篇即言「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導致天下大亂「遂分為三國」的那段時期[1]。《逸周書‧卷六‧諡法解》中寫道：「辟屠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服遠為桓」，因此《後漢書‧桓帝紀》注云：「謚法曰：『克敵服遠曰桓』」；話說如此，綜觀劉志一生功績，卻很難和「克敵服遠」四字有什麼實質上的密切關聯，頂多就是在他即位十二年之後，想方設法終於鏟除了權傾朝野、結黨營私的「跋扈將軍」梁冀，順便替九歲即遭毒殺的前任國君孝質帝劉纘報了大仇這一項，勉強和「克敵」能沾上點邊吧。
然而諡法解中的四字之辭，嚴格來說是不能拆開解釋的，正如《逸周書》中稱：「服遠為桓」，「服遠」才是「桓」諡的主要釋文，至於「克敵」也好、「辟屠」也罷，都只能看作是「服遠」的輔弼或延伸解釋。縱觀漢桓帝任內，地震、蝗禍、水患不斷，饑荒嚴重到連首都洛陽所在的司州以至今天河北、山東西側一帶的冀州，都出現了「人相食」、也就是人吃人的慘況。因此民間動盪，起兵造反另組政府、甚至乾脆稱帝的事件不斷發生，不過這些都是小規模勢力不多久即被消滅，但也夠桓帝政府嗆的了，逼得劉志只好下詔罪己以緩民怨，然後多次大赦天下、減免死罪一等。由此觀之，漢桓帝連自己國內都搞不定了，又何來能力「服遠」呢？
據《後漢書‧卷九‧孝獻帝紀》以及《續漢志‧祭祀下》的記載，東漢最後一任皇帝登基一年後，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率領一班朝臣上奏，稱自漢和帝以降，安帝、順帝包括桓帝，這四任皇帝「無功德」、「而有過差」──無功無德就算了、還捅了一堆簍子，故而「不宜稱宗」，連豎立牌位在皇帝祖廟中接受祭祀供奉的資格都沒了！所以這個「桓」字諡號絕對稱得上是「溢美」之辭。
回頭說到漢桓帝劉志任上除掉對皇權威脅最大的政敵梁冀，依靠的是藉著與梁冀結下私怨的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名宦官密謀，才扳倒了梁氏一黨。桓帝由是感激，將單超等五人皆封為縣侯、賞予重金，因為是同日受封、聞所未聞之事，當時人們便給他們起了個明褒暗諷的外號：「五侯」（史家於《後漢書》中則另稱「五邪」、「五佞」）。除了單超等人之外，漢桓帝又另封劉普、趙忠等八名貼身宦官為鄉侯，自此朝中大權落入宦官之手；這十三人得皇帝寵信，單超不久後病死，但另外十二人以及單超的兄弟親族們一個比一個囂張專橫，到處搜刮財物、窮奢極慾，肆亂朝綱、蠹害百姓，卻是要比梁冀這些外戚專權的危害更為「惡烈（尤惡且烈）」！
宦官的專擅，引發了史上著名的「黨錮之禍」，國內朝野的一群懷有知識份子良知的正直之士，或坐穿牢底、或橫屍法場、或流放徙邊、或亡身山林，幾乎死傷散逸殆盡；稱東漢王朝的傾覆就此開始，可一點都不過分。所以說這是「最壞的時代」。
那麼，「最好的時代」又是怎麼說的呢？就在於這個是非顛倒、小人橫行的年代，總會有一群人，為數也許不多，但就是願意挺身而出，和強權惡勢抗爭到底，展現出人性高貴、更好的一面。
翻開《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其中記汝南征羌人范滂（征羌，國名，故治在今河南漯河市東），為人剛烈正直、疾惡如讎，不畏豪強、曾為朝廷彈劾了數十名貪官污吏，致使一些貪贓枉法的官員還未等范滂到來便紛紛棄官潛逃去也；汝南太守宗資聽聞范滂的名聲，於是聘請他到郡府中擔任功曹，將政事都委由范滂處理。范滂有個外甥叫李頌，雖是公侯家族後代，但素行不良、是個遭鄉里父老唾棄的紈褲子弟；大概是李頌動用關係巴結了「五侯」之一的唐衡，唐衡派人請託宗資收留李頌，宗資不敢不從，將李頌任命為郡吏，人事案卻被范滂壓下、拒絕所託非人的李頌進入郡府。宗資知道後大為光火，卻遷怒到主辦文書工作的公務員身上，將「書佐」朱零抓來痛打一頓，朱零忍著皮肉之痛、昂首言對宗資說道：「范滂清正的裁斷，猶如以利刃除掉那些腐朽了的東西。今日我寧可被鞭笞至死，也絕不違背范滂做下的決定。」宗資莫可奈何，只得將朱零放了，李頌入府任職一事也胎死腹中。因此汝南與南陽兩郡的當地百姓編了歌謠道：「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指汝南和南陽兩郡實質上的太守是范滂與岑晊，而名義上的長官南陽人宗資及弘農人成瑨，一個只會在公文上簽字、另一個則只會閒坐吟嘯。「畫諾坐嘯」後來也就成了為官清閒或不理政事的四字成語。
南陽和汝南，一個在豫州轄下、另一個隸屬於荊州，卻是接壤相鄰的兩郡。因聲名在外而被南陽太守成瑨延請為郡府功曹的棘陽縣人岑晊（棘陽故治在今河南南陽市南），李膺、王暢等名士譽之為「有幹國器」──是堪當國家棟梁重任的大器之才；與「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一樣，岑晊也是「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懷抱匡正天下的雄遠壯志。當時宛城（故址即今河南南陽市）中有個叫張汎的富商，善於雕刻精細的珍奇玩物，然後將這些東西送往京城、賄賂宮中宦官，因此也得到了顯赫的權位，憑恃著他的奇技淫巧，開始仗勢欺人、在地方橫行霸道。郡守成瑨接受岑晊與「中賊曹史」張牧的建議，將張汎等人繩之以法，豈料不久遇上大赦。但若是就這麼縱虎歸山、放走人犯，張汎一黨的行徑肯定益加張狂，也會有所防範，日後再要收拾他們只怕難上加難；岑晊於是將心一橫，繼續走完法律程序，將張汎定罪處死，並拘捕了靠著張汎吃香喝辣、胡作非為的宗親族人與門下賓客一共二百多人，統統解赴法場、明正典刑，然後才發公文上奏朝廷。
南陽郡府這般「膽大妄為」之舉，給張汎提供保護傘的這些大太監們如何擺得下老臉？被封作高鄉侯的中常侍侯覽，指使張汎的妻子上書申訴冤屈，引起皇帝震怒，下令將成瑨下獄後處死。岑晊與張牧二人則流亡藏匿於齊魯之間，碰到大赦天下後才重見天日；後來州郡政府考察舉薦，三公府署爭相徵辟，但岑晊都未前往應聘；兩年後，黨錮之禍起，李膺、杜密等人遭到殺害，岑晊於是再度逃亡，一說最後死在江夏郡山中。
無獨有偶，太原郡守劉瓆也做了和成瑨同樣的事。
有個在皇帝身邊負責傳遞文書、溝通消息的「小黃門」晉陽人趙津，為人貪婪無饜、放肆橫行，是晉陽縣當地的一大禍害。晉陽縣府不敢對趙津執法，上屬的太守劉瓆卻看不下去了，派出手下郡吏、當時年僅十九歲（實歲當在十七、八上下）的王允，將趙津捉拿到案──而這名十九歲少年，正是日後官拜司徒、策反呂布除掉董卓，小說《三國演義》裏獻貂蟬用連環計致使呂布、董卓反目的那個王允。話說趙津在押期間，也遇上了大赦，而太原郡府也是管他什麼大赦不大赦，照樣一刀砍了趙津這王八蛋！趙津的兄弟心有不甘，使錢財諂媚巴結宮裏的宦官，這些太監們本就心懷怨恨，便藉著張汎妻子上書告狀的機會，群起向皇帝進讒言誣陷成瑨、劉瓆二人，桓帝劉志愈聽愈生氣，於是劉瓆也落得與成瑨一樣下場，被押往洛陽、打入大牢，然後問了個「棄市」之罪。
不過是奉命抓人因此並未受到牽連的王允，感於知遇，從京城將昔日長官的靈柩一路護送到了劉瓆的家鄉──青州平原郡高唐縣（故治在今山東禹城西南），並且為劉瓆守喪整整三年之後才回到自己家中。
正當成瑨、劉瓆身陷囹圄、旦夕且死之際，符節令汝南人蔡衍、議郎劉瑜上表為成、劉二人請命，措辭甚是激切嚴厲，因此兩人都遭到免官。蔡衍回家後從此閉門不出，靈帝繼位，下令恢復蔡衍官職、拜為議郎，不過那時蔡衍已經因病去逝了。
《雙城記》故事的末章，為了無私的愛、為了搭救心上人的丈夫而潛入獄中替人受死的錫德尼‧卡爾頓（Sydney Carton），在斷頭臺上結束了生命，那一夜巴黎城中的人們都在談論著這個人，說是刑場上所看到的最為平靜的一張面孔，許多人還說他看上去是如此超然、就像先知一樣；狄更斯為卡爾頓寫下了令人動容的臨終感言，最後說道：「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我今日所做的事遠遠比往日的一切作為要來得更好；而我現在獲得的安息則遠遠比我過去所知的一切要來得更加美好。」這段話也同樣適用在成瑨、劉瓆身上。
1935年由Jack Conway執導，Ronald Colman、Elizabeth Allan等人主演的同名小說改編電影《雙城記》其中一張海報，右下方是Ronald Colman飾演的Sydney Carton，後面則是Elizabeth Allan所飾之Lucie Manette以及Donald Woods 扮演的Charles Darney。
附註
[1]明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一〈祭天地桃園結義〉開頭言：「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司徒胡廣共相輔佐。……」而今通行的由清代毛綸、毛宗崗父子評點改動後的《三國演義》則在「桓帝崩，靈帝即位」之前添了一大段文字：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併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