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

　　說到這裏，那麼「羽扇綸巾」四字，出了《演義》之外，還依舊是諸葛亮所專屬的用詞麼？

　　爭議最大的莫過於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這一段詞了：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後人多有指裏頭的「羽扇綸巾」便是諸葛亮，甚至稱此四字就是諸葛亮的「專稱」、「代名詞」，然而事實真是如此？

　　首先就「文法」的角度切入。詞中的前三句「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形容的是周瑜，後兩句「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講的也是周瑜，在前後「主詞」都是周瑜的情況下，突然冒出個「羽扇綸巾」的諸葛亮，不很奇怪嗎？

　　其次，這闕詞如果僅從「字面」上細究的話，其實是存著很大「語病」的：按赤壁之戰發生在東漢獻帝十三年（公元二○八年），以史料記載推算那年周瑜三十四歲，而納小喬為妾時正是隨孫策攻克皖城（今安徽潛山）之後，該年周瑜二十四歲，兩者前後足足差了十年，東坡先生用了「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云云，豈不全亂了套了？

　　南朝宋時的大詩人謝靈運在〈山居賦〉詩中云道：「詩以言志，賦以敷陳」，前人晉時的文學家陸機的〈文賦〉亦有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而後人唐代「詩魔」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中更說道：「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不僅詩、賦，連「詞」也是用以言志、敷陳、抒懷、寄情，表現「文字美感」的一種文體，其中多有浪漫想像，並不可全以「實指」解釋。若從這點來看，蘇東坡既然是以「遙想」行詞，那麼把「羽扇綸巾」指作是諸葛亮，似乎也是可以解釋得通了。

　　但是將「羽扇綸巾」和後頭的「談笑間」結合，指「羽扇綸巾」非得是諸葛亮不可，不然不就成了周瑜一人在那自言自語、獨自傻笑？這就未免想像得太過頭了。前面提到，「詩詞歌賦」這種文體並不可以全然用「實有所指」、甚至從「字面」來解釋，否則的話，填詞作「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抗金名將岳飛，豈不成了不折不扣的「食人魔」？有誰還敢再稱他作「民族英雄」？

　　再換一個角度。「詞」最初本是為配樂歌唱而寫的歌詞，故又稱「曲子詞」；一般是先有了樂曲，然後再按樂填詞，因此在句數、字數、平仄、用韵等方面，無不是在樂律所規範的框架之下。是以「詞」的斷句與聯貫同樣也受到曲調的影響，吟唱時的「換氣」與聲腔的轉換、連結便是其中關鍵，由此來看蘇東坡所作的〈念奴嬌〉詞，如果按照原來曲律予以斷句、標點的話（參考比對其他〈念奴嬌〉作品之句），其詞「下片」開頭幾句的「原貌」應為：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如此作者的文義便豁然明朗開來了。前段說的是與小喬新婚燕爾的周公瑾，前不久才攻下了皖這座大城，可說是意氣風發之際，又得美女相伴，真箇是春風得意、少年英雄；後段說十年後的周公瑾，則是氣定神閒，輕輕鬆鬆便以寡擊眾、將曹操的強大艦隊殺得片甲不留，有著名士瀟灑風範的一介儒將、青年英雄[41]。這裏的「羽扇綸巾談笑間」，就是單指周瑜一人！

　　且看蘇東坡之後，南宋著名的江湖派詩人戴復古所作〈赤壁〉詩云：

　　　　千載周公瑾，如其在目前；

　　　　英風揮羽扇，烈火破樓船。

很明顯地，其借景詠懷的是周瑜，論赤壁破曹之功也歸美於周瑜一人；這「英風揮羽扇」者，不是周瑜，還有何人？還能解讀作諸葛亮麼？

　　赤壁大戰之前，劉備倉皇敗走直奔夏口，當時諸葛亮的「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之語，雖有說與前來尋求結盟的使者魯肅聽的意味，可是離事實卻也不遠；而此時的孫權坐擁江東六郡，手下兵馬號稱「十萬之眾」，劉備與江夏太守劉琦合軍後，卻只能勉強湊得兩萬人[42]，孫、劉雙方實力可說是有著天壤之別，諸葛亮以一個「弱國」使者的身分能夠參與「上國」的軍事大計嗎？《演義》裏的情節是小說寫法，歷史卻遠非如此，試問：兩國交鋒、劍拔弩張之際，卻有他國使節坐於本國元帥大帳之中，並與之談笑，是何體統？事實上，孫、劉同盟只是時勢造就下的權宜之計，兩家對攜手之事各有各的想法，聯盟的成立也不表示雙方關係就從此「水乳交融」，可以毫無顧忌地將己方的軍事調度、動態與機要，完全暴露在對方使者的眼皮底下。

　　所以，戴復古的「英風揮羽扇」是周瑜，蘇東坡的「羽扇綸巾談笑間」指的當然也是周瑜；如果「羽扇綸巾」是諸葛亮的「專有代名詞」，那麼辛棄疾的〈阮郎歸‧耒陽道中為張處父推官賦〉詞中的「揮羽扇、整綸巾，少年鞍馬塵」，該作何解？

　　唐代詩人胡曾詠史詩〈赤壁〉云：

　　　　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

　　　　交兵不假揮長劍，已挫英雄百萬師。

比喻周瑜面對強敵壓境，卻能不揮長劍、不動干戈，只用一把火便將曹操的百萬雄師燒得灰頭土臉、銳氣盡挫；若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交兵不假揮長劍，已挫英雄百萬師」不正與「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所傳達的意境近似？說的都是周瑜在兩軍陣前的輕鬆寫意之態。其實史上並無記載周瑜和曹軍對陣、交戰時究竟穿的是軍裝、還是便服，「羽扇綸巾」不過是詩詞作者的一種浪漫想像的借託之詞，用以形容周郎的「風雅可羨」[43]，即使在驚濤駭浪之中、矢石交錯之間猶仍一派閒適、從容不迫的瀟灑英姿。因此這「羽扇綸巾」也好、還是戴復古的「英風揮羽扇」、甚至是辛棄疾的「揮羽扇整綸巾」也罷，都是一種意境的表達而不見得真有其事；既非實有所指，卻硬將「羽扇綸巾」說成是諸葛亮，那便是更在虛無飄渺之外的「張冠李戴」了。

　　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錄載曹操死後，「斂以時服」；裴松之注引《傅子》曰：

　　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縑」是一種雙絲織成色帶微黃的細絹，在漢朝多用作賞賜酬贈之物，如《三國志》與《後漢書》董卓本傳中皆有董卓從中郎將張奐征討并州有功，進拜郎中，並「賜縑九千匹」的紀錄；而「縑巾」則為「幅巾」的一種，古時男子以絹一幅束髮，是以稱此類頭巾作「幅巾」。《後漢書‧卷二十九‧鮑永傳》記載，光武帝即位後，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前往勸降更始帝手下大臣鮑永，鮑永遣使至長安方知更始帝劉玄已死，才釋放了劉秀派來的使臣，然後封納「上將軍列侯印綬」、通令三軍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此處有李賢注云：「幅巾謂不著冠，介幅巾束首也」，也就是表示鮑永放棄了官位與軍權，只頭繫幅巾、作素衣打扮，與諸將隨從同往河內面見劉秀。到了東漢末年，孫策起兵江東，豫章太守華歆知孫策善於用兵，自己無法與敵，於是仿效鮑永故事，「乃幅巾奉迎」[44]；另一方面，幅巾同時也演變成了一些王公貴族為了顯現自己與眾不同、獨具風雅的一種象徵，刻意不著高冠華服，而改以樸素簡單的頭巾與布袍，《傅子》即以一同起兵反對董卓的袁紹與崔鈞二人為例，雖貴為將帥，但在軍陣行伍之間，卻不戴兜鍪、只在髮上繫塊縑巾，可說是「以幅巾為雅」的極致表現了。

　　《傅子》書中又提到：

　　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指東漢末年戰亂四起，曹操鑒於物資缺乏，於是仿照傳統以鹿皮製成的「皮弁」冠樣式，另裁以縑帛縫製而成狀似弁但缺四角的一款便帽──帢，曹操本紀中注引《曹瞞傳》即有曹操「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的紀錄；但《傅子》也說到這種以其簡便而因時制宜的替代之物，本來就是用作軍中將領的便裝，而非國家官方的正式衣飾。[45]

　　另外據周瑜本傳注引《江表傳》載，在赤壁大戰之前，曹操聽說周瑜雖年少卻才華出眾，便有心拉攏，遂親自南下揚州，並遣九江名士蔣幹前去說服周瑜──蔣幹向以辯才無礙著稱，且生來儀表不俗，此番也是有意在曹操面前表現，於是只著「布衣葛巾」，獨自過江去見周瑜。當然周瑜並未被蔣幹說動，否則便不會有後來的赤壁決戰，但蔣幹向曹操覆命時，直言誇讚周瑜雅量高致，絕非言語所能離間，可見蔣幹器量亦非一般；《演義》裏丑角化了的蔣幹是小說藝術加工的產物，與歷史上的蔣幹是截然不同的兩人。《江表傳》中的蔣幹，著布衣、戴葛巾，正是名士瀟灑風範的一種體現，無怪乎一些王公貴族紛紛仿效──「附庸風雅」。

　　前面提到漢末戰亂，物資短缺，位處西南的蜀漢雖據有「天府之國」，但在諸葛亮南征北伐、「連年動眾」之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諸葛亮生前曾上書後主說道：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這固然是武侯為官清正的表現，但由此亦可見其簡約樸實之作風。綜合這兩項因素，回頭來看文獻中諸葛亮頭戴葛巾的裝扮，當然可以說這是孔明公忠體國、簡樸律己所反應出來的現象，可是卻解釋不了當時情形的背後原因──因為諸葛亮手上還拿了把「毛扇」，這和「簡約樸實」抑或「物資匱乏」，可都沾不上邊也。

　　按正史記載，諸葛亮伐魏之戰共有五次；而真正與司馬懿有交手紀錄的，則在最後的兩次北伐。

　　公元二三一年（蜀漢建興九年／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率軍圍攻祁山，司馬懿不採張郃分兵拒守之策，結果統有「精兵四千」的軍事據點上邽被蜀軍攻破，趕來救援的郭淮也大敗而退，連魏軍屯田的熟麥也教諸葛亮盡數割去，收入鹵城，司馬懿統領魏國西線全部兵馬卻只「斂兵依險」，與諸葛亮遙遙對峙。司馬懿自知論兵法根本不是孔明對手，只得依山傍險固守，以待蜀兵來攻，可是時間久了，魏軍諸將見「大將軍」全無出擊的意願，乃紛紛請戰，司馬懿卻依然毫無動靜，因此被魏將賈栩、魏平等人當面譏諷：

　　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46]

這下司馬懿老臉掛不住了，於是命張郃攻打祁山南圍的王平，自己親率主力部隊與諸葛亮正面交鋒，結果不僅手下重步兵部隊全軍覆沒、讓對方砍去三千首級，還被繳獲「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可說是大敗虧輸，顏面丟盡！後來諸葛亮被後主以「運糧不濟」為由詔命班師，司馬懿又以為有機可趁，不顧張郃的極力反對，硬是派張郃追擊，結果害張郃身中埋伏、被射死於木門峽谷之中。

　　兩年多後，諸葛亮率領大軍自斜谷而出，屯據於武功水西岸的五丈原上，於渭水之南（今陝西扶風渭水南岸）與司馬懿隔水相拒──可見《太平御覽》中「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之語，正指此役。司馬懿自忖前次與諸葛亮交手，論力鬥智皆難與匹敵，無論正面進攻還是背後偷襲都討不到任何便宜，因此即使擁有絕對優勢的強大兵力，面對長途跋涉而來的疲勞之師，司馬懿卻仍採取了堅壁以守的策略，只盼諸葛亮糧盡而退。

　　蜀漢國弱兵少，承擔不起強行攻堅的慘重損失；最有利的情況是與魏軍於野外決戰，然後擊潰對方、甚至斬敵大將，挫動敵人銳氣，進而逐步向魏都逼近。諸葛亮見司馬懿始終閉門不出，於是數度親率大軍出營向魏軍挑戰，多次遣使向司馬懿下戰書[47]，甚至送了一套女子服飾直至敵軍大帳之下，羞辱司馬懿的懦弱、怯戰[48]；然而司馬懿老臉皮厚、忍功一流，就是不上鉤，還拉來了皇帝背書，共同演了一場司馬懿上表請求出戰，魏明帝降旨堅守的戲碼，這事早被諸葛亮看穿，因而對姜維說道：「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豈有千里請戰的道理？[49]

　　晉代史學家習鑿齒所撰《漢晉春秋》寫道：「亮自至，數挑戰」，即是說諸葛亮親自引兵前線，向司馬懿挑戰；而《太平御覽》引述中的「將戰」二字，並非指魏、蜀二軍將要交戰之意，而是諸葛亮前來挑戰，司馬懿在營中緊急備戰的「臨戰」狀態。書中「宣王」即為司馬懿，蓋因其子司馬昭進封晉王，因而追贈司馬懿為「晉宣王」之故，而後世史家礙於統治者權勢，乃在整理史料時，一律追稱司馬懿為「宣王」，這也是《晉書》稱司馬懿為「帝」的原因。

　　話說司馬懿在營中調集三軍應戰，從他一身「戎服」、全副武裝的情形看來，司馬懿可真是如臨大敵，繃緊了神經，不敢有絲毫大意；反倒是諸葛亮卻繫葛巾、搖羽扇──可以想見身上穿的多半也是像「鶴氅」般寬鬆輕便的衣裳，一派輕鬆寫意的樣子，二者形成了強烈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