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說到諸葛亮的道士身分，其實還有另一層的含意；關於這個部分，則又不得不提到羅貫中先生的另一部大作──《水滸傳》了。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梁山好漢們的「排座次」共有七回：頭一回「七星聚義」，以晁蓋坐第一位，吳用第二，公孫勝第三，其次則是劉唐與阮氏三兄弟；第二回是王倫正式接納林沖坐了第四位；第三回是林沖火併王倫之後，晁蓋居首，其次是吳用、公孫勝、林沖、劉唐、三阮乃至杜遷、宋萬、朱貴；第四回是花榮大鬧清風寨後，按「先來後到」排座，所以晁蓋、吳用等人的座次基本不變；第五回是宋江正式入伙，因此第一、第二成了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則分列第三、第四，其餘頭領則暫不分定座次；第六回是晁蓋身亡後，「忠義堂」上以宋江「權居尊位」，「第二位軍師吳學究，第三位法師公孫勝」，接下來是花榮等人；第七回是自地底掘出石碣，上頭一百單八條好漢，排名依次是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等人。

　　除去王倫的那次之外，梁山天罡地煞們的幾度座次更動排列，其中不難發現一個規律，即不管領導者是前期的晁蓋[28]，中期的晁蓋、宋江，還是後期的宋江、盧俊義，其領袖首座下的第一、二順位，永遠都是吳用、然後公孫勝。當然，吳用自一開始的「智取生辰綱」，到後來的「智取大名府」[29]，可說是出謀策劃、運籌帷幄，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公孫勝卻非如此，從最初的「智取生辰綱」，公孫勝在裏頭所扮演的角色，和劉唐、三阮等人並無二致，上了梁山後，吳用以言語激怒林沖，殺了王倫，公孫勝啥事也沒幹（連阮氏三雄都還有分別阻開了杜遷、宋萬、朱貴的功勞），論座次竟還在出力最多的林沖之上，並且這等排名還自始至終維持不變──雖然公孫勝後來降魔作法、助己軍取勝，還在戰場上與敵「鬥法」，是梁山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仍扭轉不了前面這項予人既定印象的事實。

　　其中原因就在公孫勝的「道士」身分。道士又尊稱作「天師」，可說是「天」的代表、「神權」的象徵。大凡在古代起事，要想迅速匯集群眾，又想為自己的統治權取得有力支持，無不以「天命」、「神授」等迷信甚或是宗教為號召，從秦末的陳勝、吳廣，乃至漢末的黃巾，都是代表性的例子。所以公孫勝的位次自然得排在前三名了。

　　可是說到行軍打仗，身為「將將者」的統帥身旁，沒有個精通文韜武略的「軍師」顧問，單靠「天」可是成不了大事的，即使擁有一時之浩盛，最終仍不免以覆敗收場，陳勝、黃巾依舊是其中之例。以現實的層面而論，以天為號召固然有一定的影響力，卻遠不如統御謀畫來得重要與紮實，這也是吳用始終排名在公孫勝之上的底蘊。

　　如果說公孫勝的「法師」、「天師」身分代表的是「天」的話，那麼吳用的「軍師」、「人師」身分，所表徵的意義則為「地」，合晁蓋、宋江、盧俊義其為「統帥」、「人君」所代表之「人」者，即為「天、地、人」之「三才」奧義；從這個層面來看，梁山好漢集團在作者的設計下，於發展之初就已經具備奪取天下的完整要件了，可不是單純以「盜賊集團」便能一語蔽之的等閒組織，因此《水滸傳》開頭《引首》裏寫道百官奏聞天子，禳謝瘟疫；若不因此事，如何教：

　　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哄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稷？

故而這一百零八人是「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蒼穹再補完」[30]，打著「替天行道」旗號，有著顛覆宋家天下、另立江山之終極目標的「逐鹿」團體。其次，已故的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級研究員羅爾綱先生更追尋出「水滸」一詞的來源，正是出自於《詩經‧大雅‧緜》：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羅老寫道：

　　這首史詩，是歌詠周朝開基者古公亶父（後追尊為太王）避狄去邠，渡漆、沮兩水，越梁山，到岐下，得到人民的擁戴，開基建國的歷史。元‧高文秀《黑旋風雙獻功》和闕名《魯智深喜賞黃花峪》寫道：「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把梁山寫成為根據地，以水滸寨作為新政權，顯然是取自《詩經》這首「率西水滸，至於歧下」的史詩而來。羅貫中正是繼承了並且進一步發揮了元雜劇的思想，取「水滸」為書名，以表明梁山泊與宋王朝對立，建立新政權的全書內容的。[31]

　　既然是要「與宋王朝對立，建立新政權」，「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32]，那麼「三才」分別表徵的寓意：「天時」、「地利」、「人和」，對於「水滸」所標誌的「事業」來說，就非常重要了。

　　由此回頭看諸葛亮，不但是「軍師」，又加諸以「天師」的位階，這在雜劇、小說中，除孔明外，也只有龐統、管通而已；但管通是舞臺上的虛構角色，而龐統既出場比諸葛亮晚、又死得比人家早，相對上大幅限縮了揮灑空間，因此做為一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諸葛亮以一人兼得「天」、「地」之機，這種藝術加工上的形象塑造，便有其獨特且非凡的意涵了。對「將將者」劉備而言[33]，具有「天」、「地」象徵意義的諸葛亮，無異「如魚得水」，自然是視之如左右手，而與之「情好日密」了[34]。

　　不過，做為歷史通俗小說，在以史實為主體架構的編寫模式下，《演義》褪去了《平話》、雜劇以及民間傳說中所賦予諸葛亮身上的神祕光環，雖然依舊披著鶴氅，說他是「當世神仙」，可是全書中不僅不再看到其自稱作「貧道」的說法，而改以「亮」、「吾」、「我」以及後來之「臣」外，身旁也沒了「道童」，而是「童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定三分亮出茅廬》中如此描述：

　　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飄飄然當世之神仙也。

可說是向歷史靠近了一大步（再到「毛批版」修改後，無疑又更近史實）。而此處寫的「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不光是形容其人出眾的外貌與氣質，更是在開始之初便點明了諸葛亮兼有「軍師」與「天師」的雙重身分。

　　所以在氣氛的烘托上，羅貫中仍保留了諸葛亮隆中「部分」友人的道士形相，《卷之七‧劉玄德遇司馬徽》中寫劉備「躍馬跳檀溪」後，遇一牧童，原來是司馬徽弟子，因而言道：

　　我師傅複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川人也。

依仍未改道家身分，而且小說隨後的形容，生得是「松形鶴骨，器宇不凡，年幾半百，顏色如童」，十足一副得道高人姿態；另外在《卷之八‧劉玄德三顧茅廬》寫劉備初訪臥龍崗時，回程遇到諸葛亮好友之一崔州平，也是作道士打扮：

　　忽見一人，神清氣爽，目秀眉清，容貌軒昂，丰姿英邁，頭戴逍遙烏巾，身穿青衣道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35]

　　至於後來出現的徐庶，卻是「葛巾布袍，皂縧烏履，長歌而來」；史稱諸葛亮「好梁父吟」[36]，加上《太平御覽》中「葛巾毛扇」的說法，《演義》裏的徐庶描寫，與史籍文獻中記載的諸葛亮形像有著高度的契合，甚至可以這麼說，這極有可能是作者有意的針對歷史上的諸葛亮原型，所做的「還原」和「翻版」設計。《三國志通俗演義》從第七卷的〈劉玄德遇司馬徽〉直到第八卷的〈定三分亮出茅廬〉，橫跨了七個章回，作者用費大幅的虛筆為諸葛亮的出場做了一層又一層的鋪敘（除〈隆中對〉外幾乎全是虛構），先以水鏡道出「伏龍、鳳雛」名號，中接徐元直自薦、「走馬薦諸葛」，最後是「三顧茅廬」，一路山巒起伏、峰迴路轉：

　　聞水鏡而以為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為孔明，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為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為曙也，見月光而以為曙也，見星光而又以為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為雨也，聽泉聲而以為雨也，聽漏聲而又以為雨也。[37]

　　因此小說裏的徐庶，無疑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上承司馬徽的推薦，下引諸葛亮登場，其中受拜軍師，以寡擊眾挫敗曹仁、李典，再到「計取樊城」，無一不是虛構，如此費力為徐庶張羅吹捧，就是為了最後「走荐諸葛亮」時的一句：

　　某比此人，如駑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庶何足言之。此人乃天下第一人耳！

正如毛宗崗在《三國志演義》第三十六回卷首的批語：

　　敘單福用兵處，不須幾筆；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能，已略見一斑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算，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觀名優演名劇，而此回則是「副末」登場也。

　　既是如此吃重之角色，而且又是劉備的初任軍師，小說不僅將其才能大加誇張，還將他的「無始終」[38]、半途跳槽投奔曹營做了改寫、美化；小說家的「另眼相待」，正是這個「副末」對於即將登場的「正末」有著極其重要的引場、幫襯的作用。因此史書上雖然並未對徐庶的外貌、穿著有隻字片語的相關描錄，小說卻彷彿是依著諸葛亮的有關側寫塑造了徐庶的外形，便是在於諸葛亮作為羅貫中心目中文臣典範之第一人（全書「七實三虛」，其中虛構部分諸葛亮就佔掉了三分之一[39]），其羽扇、綸巾、鶴氅的獨特造型，早已是作者腦中勾勒出的最理想形象；但《三國》畢竟是歷史小說，於是「葛巾」、「長歌」就某種程度上給「復原」到了徐庶身上，獨少了「羽扇」，因為這是諸葛亮的「專用」，不光是史籍文獻上曾有記載，更是用來襯托諸葛亮「指揮若定」、「談笑用兵」，有著名士瀟灑風範，不可或缺的一項道具，故而在小說家的構思中，也只能出現在他一人的手上[40]。

　　刊行於明朝中葉的著名奇幻神怪小說──《西遊記》，在第二十六回〈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泉活樹〉中，寫孫行者推倒人蔘果樹，害唐僧師徒為五莊觀「鎮元子」大仙所囚，悟空只得四方尋訪神仙，救活寶樹，其中來到「東華大帝」的方丈仙山，帝君邀行者入宮，才要坐下待茶，「只見翠屏後轉出一個童兒」：

　　身穿道服飄霞爍，腰束絲絛光錯落。頭戴綸巾布斗星，足登芒履遊仙岳。……

　　這個身著道袍、頭頂綸巾的童子，並非諸葛亮，但也是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即漢武帝時代名臣、而今修成正果名列仙班的：「小仙乃是東方朔」；此外，南宋詩詞大家陸游的〈八月九日晚賦〉中亦有：「薄晚悠然下草堂，綸巾鶴氅弄秋光」之句，這「綸巾鶴氅」指的乃是作者自己。可見出了《三國演義》，這「綸巾鶴氅」無論是歷史（有謝萬、或陸游）、還是小說（有東方朔），都不是諸葛亮所能專用、獨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