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與價格有關」系列專文

◎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基本工資從17880元調至18780元，時薪則由98元調漲至103元，漲幅為5.03％，勞資雙方都不滿意，全案最快下周送行政院核定，所以這次爭議的幕只能算是落了一半。

　　身為資方代表的工總預估，企業人事成本一年恐怕增加175億元，二代健保一年也要多付100億元，加上勞保每年調漲，合計明年企業要多負擔約348億元。勞方代表全國產業總工會常務理事林進勇則指出，5.03%的調幅不是基本工資，反而像企業加薪，基本工資只增加900元，仍未達到保障勞工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水準。而且去年台灣經濟成長高達10.88％，公務員七月加薪3％，但勞工並沒有分享到經濟成長果實。

　　資方有資方的說法，勞方有勞方的道理，先別急著論斷，我們同樣來看看《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提供什麼看事情的寬廣角度。

　　按照資方論斤秤兩地算人事成本、健保負擔增加的邏輯來看，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1914年把工資加倍的作法簡直是笨到極點。當年福特把日薪提高到五美元，等於是把多數工人的薪資加倍。結果求職的人繞著福特廠房大排長龍，加薪之後福特汽車每天的生產增加了一五％，負責生產的工人卻減少14％。

　　亨利‧福特後來說：「一天工時八小時發五塊錢，是我們從來做過的最佳削減成本的政策之一。」福特的這句話，實在是值得工總好好參詳一番，因為從報章上所看到工總的發言，總讓人覺得資方只在意勞工的勞動力，像是摘取器官的醫師一樣，不在意被摘取勞動力的勞工和他的家人過什麼樣的生活、身體是否健康。

　　不過，當年福特的大手筆已經成為絕響，或許還可能在缺工的中國大陸上演，但在台灣則很難再現了。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福特或是獲利豐厚的伊士曼柯達都是獨佔的行業，幾乎各自壟斷了汽車與照相底片生產。

　　在跨國公司跑遍全世界尋覓廉價勞工、低稅率、豐富的原物料，以及鄰近消費者的今天，那種強勢已經不可得了。台灣的勞工也必須體認到，兩岸開放除了政治上的代價之外，台灣鄰近勞工廉價、稅率政策性地壓低、原物料豐富、市場龐大，在中國大陸（特別是沿海）的工資全面漲到接近台灣的水準之前，台灣的工資漲幅有限。

　　加上前幾年金融海嘯的餘波未退，還沒度過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失業率激增的危機。根據艾都亞多‧波特的引述，在經濟衰退期間從大學畢業的人，職涯的大部分時候賺的錢都比較少。一項針對加拿大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作的研究發現，在經濟衰退期進入勞動市場的人，最多會有十年受其影響而薪資較低。

　　身為勞工，都樂見工資調漲，但問題是，有沒有調漲的條件？波特指出：「帶動工資的因素有二：一是生產力──職務對於僱主有多大價值，另一個是某一技能勞工的供需狀況。工資增加與公平正義無關。如今的工人不到十分鐘就能生產1890年的工人要花一小時才能夠做成的東西。這才是工資上漲的原因。」因為老闆到勞動市場上去買的就是生產力。

　　另外一個工資上漲的因素則與生產力無關，而跟市場規模有關。《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舉了球王比利為例，很有意思。1958年，才17歲的比利在瑞典的世界盃比賽首度上場，立即成為明星。之後全世界的足球隊都在爭取他。到1960年，他投效的球隊山多士（Santos）據傳付給的年薪是15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110萬元。按現今的標準看算是二流了。2009年至2010年的球季中最高薪的球員是葡萄牙籍的前鋒羅納多（Cristiano Ronaldo），他在西班牙的皇家馬德里隊（Real Madrid）的年薪是1300萬歐元。如果包括廣告代言在內，現今賺錢最多的足球明星是貝克漢（David Beckham）。這位英國籍的中場隊員的2009年的收入除了為洛杉磯銀河隊（Galaxy）和ＡＣ米蘭隊（AC Milan）效力的薪水700萬美元之外，還有3300萬美元的廣告代言酬勞。

　　波特指出：「球王比利遜他們一籌不是因為場上表現不如人，而是他的收入來源基礎小。他雖然是史上最偉大的球員之一，能花錢來體驗他的絕技的人卻很少。1958年的巴西人口大約是7000萬，電視機只有35萬台。第一座電視衛星電星一號（Telstar Ⅰ）升空是在1962年7月，來不及轉播比利第一次踢世界杯。相形之下，羅納多代表葡萄牙出賽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大賽，超過兩百個國家進行轉播。如果把全世界觀看每一場比賽的人加起來，有幾百億雙眼睛在看──看過羅納多的人數比全世界的人口總數都多了。羅納多並不比比利強。他賺的錢比較多是因為他的球技播送給更多的人看到。」

　　類似的機制似乎也可以在職場上看到。紐約大學的賈巴伊（Xavier Gabaix）與藍迪耶（Augustin Landier）於2006年發表了一項研究結果，估計美國的總經理級主管的薪水在1980年到2003年之間的漲幅是6倍，而原因完全在於美國的大公司市場有6倍的增幅。如果這個邏輯是成立的話，勞方代表全國產業總工會喊出基本工資漲幅達到30％，台灣的市場有30％的增幅嗎？

　　當然，經濟部公布台灣經濟成長率達10％。如果扣掉「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數額，還剩下多少？而剩下的財富又是如何分配？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若森（Sherwin Rosen）於1981年發表了標題為《超級巨星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的文章，試圖用簡明的經濟論題解釋這種現象。若森的大意是說，科技進步會讓某一領域中表現最優的人服務更大的市場，因此會得到獲利之中更大的一份。不過這也會減少這一行裡才能較差的人可能取得的戰利品。

這個推理恰恰符合流行音樂明星的收入動力學。音樂工業自從1980年代起就數度遭受科技的擾亂。起初是音樂電視台（MTV）把音樂搬上電視。然後是Napster把音樂放進網際網路。蘋果電腦讓樂迷購買單曲把它們帶走。這些突破每一次都把頂尖的表演送到更多樂迷手中，從而拿到消費者的音樂預算之中的更大一塊。以1982年計，流行音樂明星的頂尖百分之一，拿走了所有音樂演唱會門票收入的26％。到了2003年，這百分之一的人端走了演唱會大餅的56％。

這種超級巨星效應很可以用來解釋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的收入變動。他初露頭角的《保送大學》（Risky Business）片酬是七萬五千美元，後來的《不可能的任務Ⅱ》（Mission Imposible Ⅱ）的片酬已經漲到七千五百萬美元到九千二百萬美元之間了。超級巨星效應也適用於歐洲的足球運動。2009年排名最前面的二十個球隊賺到三十九億歐元，比歐洲所有足球聯盟收入總和的25％還多。

1989年度，美國職棒大聯盟之中最貴的球隊舊金山巨人隊（San Francisco Giants）支付的中位數薪水是五十三萬五千美元，是最便宜的巴爾的摩金鶯隊（Baltimore Oricles）的五倍之多。看來是非常大的差距，按現在的標準看卻很小。二○○九年度，紐約洋基隊（New York Yankees）支付的中位數薪水是五百二十萬元，是將近排名最後的奧克蘭運動家隊（Oakland Athletics）的十二倍以上。

頂端資水膨脹最嚴重者，莫過於在套房辦公室裡上班的大企業主管。1977年間，美國排名前一百的大公司總經理薪水，是公司一般員工的大約50倍。三十年後，美國最高薪的主管賺的錢大約是生產線上一般工人的1100倍。這種情形使得真正的鉅富和只是很有錢的人成為不同的階級。按1970年代的薪資研究，最高階的10％的主管薪水是中階主管薪水的兩倍上下。到了2000年代初，套房辦公室的主管的薪水已經比中階主管的四倍還要多了。

　　而按照2009年春季的統計，美國農場裡下田工作的人平均時薪是9.99美元。這個數字是美國農人運用各種手段確保勞力廉價的結果，也是經常向美國政府遊說的結果，同時也是農產品零售價格的結果。這幾個環節彼此相連，互相影響。任何政策的改變都會反映在其他面向。

　　這次基本工資的調漲也是牽一髮動全身。如果按照勞委會基本工資外勞、本勞一體適用的原則，基本工資如果大幅調漲，除了會造成部分勞工排擠性的失業之外，也會影響本地雇用外籍看護工的成本，這會加快一些在「新貧階級」邊緣的家庭落入新貧階級。因為這些家庭雖有能力雇用看護，但是經濟並不寬裕，在通貨膨脹和外勞漲價的情形下，經濟狀況會略微惡化。而台灣工資的調漲，對於外勞則變成更具吸引力的市場，可以想見，相關的仲介費用也會提高。更別提資方因為不願吸收勞動力上漲的成本，轉嫁到產品售價上，而且也更有不相干的行業也混水摸魚，趁亂漲價。

　　基本工資的調漲及其幅度，影響層面之廣，一定還不限於這幾端。勞方代表期待的不切實際，固然令人嘆息；而資方說法的冷漠，更是讓人心寒。狄士尼樂園中有一尊華德狄士尼和米老鼠握手的塑像，底下寫著「伙伴」（partner），不知道米老鼠若化成真鼠，有家人、會生病、會老去，狄士尼是否還會如此真心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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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的作者艾都亞多‧ 波特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這個職位大概是全世界挑戰性最高的媒體工作之一，要有敏銳的觀察、出色的文筆，同時能持續化為一篇篇為人傳閱的文字。波特的專欄長期關注人的經濟行為與活動，在個人網站上也公開徵求有關價格的故事。

遠流出版藉著出版《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的機會，向中文的 讀者徵求生活週遭的價格故事，將擇優提供給波特參考。讀者從這本書中會發現，波特對於英語與西班牙語世界甚為熟悉，但是由於語言文化的隔閡，取材中文的事例並不多。透過這次徵文活動，將會為作者開一扇窗，同時也有機會透過作者，讓《紐約時報》的讀者更認識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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