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溫哥華“明報”副刊“無心的約會”， 2014年12月） 今早上麥當勞買個蘋果muffin，準備拿回家用剛碾好的starbucks 咖啡粉沖一杯咖啡慢慢享用。咖啡豆還是女兒好友在starbucks打暑期工時送的，說不定還是她的花紅。那份情比自己上超市買一包回來要珍貴，喝起來也特別開心，美滋滋地想著已經走到櫃檯前，又是那位長著黑色齊耳短髮的女員工。她好像也認得我似的，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眼鏡後面的雙眼笑成一彎新月，謙卑地雙手遞上盛著muffin的紙袋：“Hope to see you again." 那眼神分明在說，怎麼又是你？ 好久以前在日本成田機場轉機。那是第一次逛日本免稅店，請女職員從櫥窗裡取出小香水瓶看，最終沒有買。因為沒有買，在還給她時更留意她的態度，第一次留意到她的笑容竟沒有一絲變化，依舊那麼燦爛。那笑容一直刻在我的腦海裡。 近十年沒有再坐過那條航線沒機會再逛那家免稅店，但那笑容仍然被我自覺不自覺當作一個尺寸去比較。相對來說北美店員不見得總笑容可掬，他們也是人，說不定哪天個人生活裡發生了什麼不開心的事情不必強顏歡笑，只要不冷漠不趾高氣揚，客人都可以理解。北美社會從來強調合理性，只要合理解釋得通就沒有包袱，自己覺得合理的不必迎合他人。 今天當這位女職員開心地笑著說：Hope to see you again 時，我看到的不是商業訓練出來的公式化表情，又想起哈珀講過的：我走過全世界那麼多個國家，沒有哪一處的人生活得比我們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