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珍姐提起中環，輕輕一句司蔓只覺甜絲絲的卻又不知如何回應。

香港有誰不知道中環的份量。同樣做OL（辦公室女郎）在中環和在葵涌聽起來就完全兩個世界。儘管中環公司OL比其他公司高出的那一點點工資，剛夠負擔那個區特高的上下班車資和在那個區用午膳應酬的花費，實際能進口袋的並不比別的區高。但中環畢竟就是中環，她的魅力足以讓香港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頓足，成就一批又一批的精英。

可惜她沒有那種機會。她很清楚。她一點口音也沒有，混雜著英文的港式粵語她說得如魚得水；不過在老闆有機會聽她說話之前，她的簡歷一定被早早拋進垃圾桶，因為她沒有本地或海外學位。

果然不出司蔓所料，不幾天，她就收到公司電話通知她上班，人工按locum計算。

醫學界稱兼職職位為locum。在國外因為兼職不拿醫療年假和病假等福利，時薪比全職的高，但司蔓的公司給的條件卻相反，時薪比全職的低。他們的理由是，新手還沒有完全上手，等熟練了自然會給一個全職位置給你，提高薪金。

司蔓又經過那個醬油皇炒麵小攤，還是那雙青筋暴露的小腿。她繞過他走進20米長的小巷，擦著報紙攤檔的五顏六色的雜誌邊，經過一家雲吞麵大排檔門口，繞開幾張折疊圓凳子，出了巷口橫在眼前的是兩條隊伍。

她走到隊尾巴剛站好，隊伍開始慢慢移動。她慌忙從銀幣小袋子裡陶好零錢，握在左手手心，右手下意識壓著跨在右肩上的手袋袋口。

90年代末八達通還沒有普及，每次司蔓坐小巴最緊張的就是手裡有沒有攥著足夠零錢，上車時扔進錢箱時隨著那嘩啦一聲響她的心才放下。她見過有人沒放夠錢被司機罵，她怕發生在自己身上。她也不想把多於要求的數目扔進去，所以每次都緊張地數好。攥錢的手心常常生出一把汗來。

16座黃綠小巴在一個公共屋邨停下來。

她早已“做好功課”，記下屋邨名字和下車街道樣子，不像剛來時問人家門牌號碼，換來一臉愕然。

這家分公司和上次見工那家一樣也是公共屋邨底層，政府物業。

她繞了幾幢高樓，從一個公共平台往下走了20多級樓梯來到像宿舍一樣的門前。向接待員報名字後，一位中年長髮女子笑哈哈地走出來，自稱是被指定接待她的，名叫利紅。她穿著醫生白袍，帶著司蔓介紹一個個小房間，醫生房，心電圖室，某某主任室，牙科室，抽血室，營養師房間，等等。

走廊中部開闊，放了幾張長椅子給病人坐的，四面各有四個小房間，像是臨時用木板隔出來再漆上跟牆一樣的顏色。房間門上都掛了某某主任的牌子。幾位穿白大褂的女士在進進出出。

利紅說幾位主任都有醫學院學位，有2位年紀大的還是退休醫科教授。

利紅把司蔓介紹給大家，這位是李主任，那是張主任，一個又一個一共6，7個，司蔓快記不住那些名字了。張主任慈祥地看看司蔓，兩條淺淺的從鼻翼搭在嘴角上的細紋動了動，說，“哦，年輕啊，有前途。”

司蔓慌忙點頭微笑：“哪裡哪裡，我這等small potato當應向前輩學學。”

張主任：“什麼東西？我不懂英文。”

利紅忙解圍道：“她是說我們這些小蘿蔔頭。”

“啊，啊。”張主任尷尬地應了兩聲，轉身回房間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