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佛陀自菩提樹下證道後，找到五比丘為之說法，乃至耶舍父子、耶舍的五十多位親友，以及後來成百上千陸續而來的聞道者，其目的不過是將自己參悟的經驗和心得分享給眾人罷了；從現有文獻中可以清楚看到，佛陀在世之時並無意創造一門新的宗教，亦無心耗費時間在教義或信條上，他既不宣說神學、也不想探究世界或人類的起源、更不論有無絕對至上的造物者，其在四十餘年傳法生涯中不斷而反覆闡述的其實只有一樣，即：斷絕煩惱而入清涼菩提的法門。

　　佛陀一生之中最反對的就是個人崇拜以及尊奉什麼權威學說，也不認為恪守形式上的教條是件值得稱許的事[1]，因此他身旁的追隨者就和當時其他外道出家修行者一樣，既無如現今宗教團體般的嚴密組織，亦無行為上的形式規範，弟子們於「阿蘭若（遠離人家之空閑處）、樹下、山中、洞窟、山洞、塚間、山林、露地、藁堆之諸處」（見漢譯南傳藏《律藏四 小品‧第六 臥坐具犍度‧誦品一》）隨地而眠或靜坐，僧眾甚至可以隨意來去──如果發現更契合的修行法的話。

　　而當時的僧團，除「剃除鬚髮，著袈裟衣，令偏袒上衣，令蹲踞，令合掌，令禮比丘足」、唱誦「三歸依」（見漢譯南傳藏《律藏三 大品‧第一 大犍度‧誦品二》），此外並無其他規範，許多的儀禮或戒行幾乎全是僧眾從原有信仰以及仿照其他宗教或修行方式而來，僧侶們對於團隊生活也可說毫無概念，既不知合作、分享，也不懂得照顧其他有需要幫助之人。例如：南傳藏《律藏三 大品‧第八 衣犍度‧誦品三》中即提到一名比丘因患痢疾無人照料竟致睡臥在自己的大小便中，佛陀見狀乃喚阿難取水、一同為這名比丘洗淨身體與臥牀後，召集眾比丘嚴加斥責並訂下看護侍奉戒律的故事；另在《律藏四 小品‧第六 臥坐具犍度‧誦品二》中也記有佛陀與弟子們前往舍衞城時，比丘們爭搶精舍房間先住，以致後到的、當時年紀尚輕的舍利弗只得露宿於樹下，結果第二天清早因受了風寒而咳嗽被佛陀聽見，在瞭解原委之後，佛陀乃召集並呵責眾比丘的故事。

　　不光如此，據《律藏三 大品‧第一 大犍度‧誦品五》載：比丘們前往乞食時「上衣、下裳皆不整齊」，舉止也相當輕浮；按當時通行的乞食法，僧侶所得食物乃隨緣而來、最多也不可滿過缽盂，然而佛弟子們不僅要求施主必須照自己要求的量供給食物，且吃無吃相、將飯粒湯汁等吃到缽外到處都是；遇到有人主動供餐，眾比丘則在食堂內大聲嚼食、喧囂談笑，全無修行之人所應具有的威儀！這般粗俗不雅的行為，當然也就遭到了一般群眾的鄙視與責難；先是有些比較懂事的比丘看不慣而譴責這些不知檢點的僧眾，然後則是有人將此事報告了佛陀，於是佛陀又將眾僧召來喝斥一頓，並從此訂下規矩、建立了「和尚」制度，即相當於「助教」的功能，也就是在自己手下設立多名充當弟子們日常生活監督以及排解疑難的「助理導師」，佛陀如此言道：「和尚見弟子時，當思如兒子；弟子視和尚，當思如父親。」然後又對僧眾自起床後一整天的作息與行為規範，都一一訂立細則，令他們有所準則以奉行。

　　以上雖是簡單幾個例子，然此即佛陀底下僧團最早時的樣貌。由於比丘們大多出自養尊處優的富裕之家、生活瑣事皆由僕從打理，加上佛陀宣講的是其領悟到的獨有修證法門，弟子們便以為追隨佛陀後也應當是奉守一種全新的、不同於其他信仰的修行模式，於是便產生了僧團中事無巨細皆要得到佛陀聽許或開示後才「歡喜奉行」的奇特現象，這在南傳佛教《律藏》文獻中俯拾皆是、蔚為奇觀，舉凡衣食住行上的幾乎所有事情全都要一一向佛陀請示，或者由佛陀逐條逐項地下達指示，而教團的規矩與戒律即是在這樣繁瑣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匯聚建立起來的。

　　另一方面，佛陀證道後並非立即入滅，而是又住世傳法、生活了四十餘年，加上佛陀其實和大部分的弟子比丘一樣、也是「半路出家」的，且大多時間又是獨自一人摸索研修，連佛陀自己也承認：他的證道與法門乃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得見的成果[2]，因此佛陀在傳法之餘、亦仍不斷積極地吸收他方見解或知識──佛教典籍裏可以經常看到佛陀坐於僧眾前排聆聽「上座長老」講述佛法理論的場景，即是其中一項明證。

　　再例如：漢譯南傳藏《小部經典二‧經集》中佛陀云道：「非因生來乃賤民，亦非生是婆羅門；乃由依行是賤民，亦依行是婆羅門」（見〈一 蛇品‧七 賤民經〉）、「依生非是婆羅門，依生非非婆羅門；依行為是婆羅門，依行為非婆羅門。依行為而為農夫，依行為而為工匠，依行為而為商人，依行為而為奴僕，依行為而為盜賊，依行為而為武士，依行為而為祭官，又依行而為王者。……世間依業而存在，人之存在亦依業；有情為業所結縛，猶如行車為轄結。」（〈三 大品‧九 婆私咤經〉）直接挑戰了印度的種姓制度與思維；他明白指出，一個人的地位不在於種姓的世襲出身，而是在於世間之行為──說得深入一點，即是「業」，正如世界也是因「業」而存在一般，因此只要透過修行覺醒、解脫了「業」的纏縛，自然外在的階級枷鎖也就得以打破！此一論點，即與當時意圖打破並進而推翻婆羅門「吠陀」信仰的《奧義書（Upaniṣad）》可說是不謀而合，或者應該這麼說，是釋迦牟尼汲取了耆那教（Jainadharma）和《奧義書》中的思想，如「業（karma）」即來自於耆那教、《奧義書》的理論，而用來指稱萬物之源及宇宙真理的「梵（bráhman）」，也同樣被吸納成為佛法的重要部分；另外，個人可從輪迴中解脫、擺脫業的束縛，則顯然是採襲了由末迦利瞿舍梨（Makkali Gosāla）和富蘭那迦葉（Pūraṇa-kāśyapa）所領導的阿時縛迦派(Ājīvika)的學說觀點。

　　還有就是「不傷生」。

　　那時候的「出家」修行者，雖然過的是「林棲（vāna-prastha）」生活，但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四方遊行，佛陀與弟子們也是。然而印度一年之中有三個月的雨季，不僅溪水暴漲、低窪地區淹水影響交通，同時亦是萬物滋生繁衍的季節，大多數的修行者會暫停出外游方，主要是避免傷害那些野外的生命；不過佛陀的僧團似乎並未體認到這點，依舊在雨季時上路遊走，結果引來了其他信仰或教派、尤其是耆那教信徒的反感與憤怒，紛紛責難佛陀僧眾雨季來臨時為何還要在外到處亂走「踐踏青草，以害一根之命，多殺小生命耶」？連鳥類都懂得於這段期間待在樹上巢中安居，為什麼沙門釋子就不明白這個道理呢？？[3]

　　而佛陀自從在王舍城受「長者」與國王捐贈園林作為僧團棲止之處以來[4]，陸陸續續獲得來自各界所提供的土地和房舍，因此在居住不成問題的情況下，佛陀便召集弟子針對外界的批評做出裁示：此後僧伽（Saṅgha）於雨季中安居不得出外遊行、必須待在園林或自己搭建的精舍之內，並且非有必要否則不得外出超過七日──由是比丘們也和印度其他的出家眾一樣奉守「坐夏（或稱「坐臘」）」、「安居 （或稱「夏安居」、「雨安居」） 」戒律了 [5]；之後舍衛城的給孤獨長者在「衹園」建造居住功能健全的大規模建築群，使得僧團有了更妥適的安住修行場所[6]，佛陀於是又進一步創設了僧院生活規範，令比丘們懂得相互尊重以及主動為僧團中的其他夥伴提供服務和照料，從而逐漸摒棄了自私、各行其事的習氣，後來有些比丘對佛陀談到教團生活時，表示自己和夥伴們：「雖身異而心一也」、「我等和合、相喜、無諍，有如水乳，互以愛眼相視而住也。」[7]

　　雖然沙門釋子於「安居」時過著朝夕相處的團體生活，這一點和外面的出家眾或獨居、或隨遇而安、或和其他派別的苦行者共處的修行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佛陀教團的「安居法」其實仍是從當時諸多教派所盛行的教義和做法沿襲而來的。

　　此外，被尊稱為「大雄（Mahāvīra,The great hero）」的尼乾陀若提子（Nirgrantha-jñātaputra）領導之耆那教，其所遵奉的斷食、不飲酒、洗澡，並暴露在極冷或極熱之處（佛教稱之為「裸形外道」），這種殘害肉體、自我懲罰以燒盡自身惡業果報的嚴酷修行方式，和佛陀當初苦修情形可說如出一轍；而耆那教教徒也相信惡業有如微塵障覆著靈魂、使其下墮，因此人們應該避免任何會傷害其它生命、製造惡業的活動，有些教徒甚至終日靜坐、完全不動，免得不慎傷到昆蟲、植物，甚至濺出一滴水，因為水中也蘊藏著許多肉眼看不見的生命，他們認為再低等的生命形式其實都蘊藏著靈魂，只是這些靈魂被前世造的業所禁錮、無法超脫罷了──這些觀點，顯然也被佛陀所吸收而納入了佛教教義之中。

　　後來，佛陀又立下規矩，讓「皈依」佛法並供養佛陀僧眾的優婆塞與優婆夷們，除了奉行基本的「五戒」外，每月得有兩日的時間進行「布薩（Uposatha）」集會，延續古代吠陀（Veda）的斷食和禁慾的預備祭（梵語：Upavasatha，即巴利語的Uposatha），教他們當一天的出家眾：不行房事、不召倡伎歌舞、不住觀聽（禁視聽娛樂）、不著香華蔓（禁配戴香花或金銀珠寶等飾品）、不以香油塗身、不坐高廣大床、不於「非食時」進食，斷絕物質享受，以切實體會完全的佛教出家離欲修行者的生活[8]──此即佛教在家眾每月初一、十五吃素齋戒之濫觴。

　　所謂「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 不僅為佛陀出家苦修之時奉守的戒律，更是當時多數出家或在家修行者所共同遵行的基本戒規；其中「不傷生」一條，既是耆那教的基本教義，之後的佛教禁食肉類乃至全面茹素亦同樣根源於此。

祇園精舍遺址，圖片來源──「佛門網」http://www.buddhistdoor.com/，《佛學辭典》之「每日圖片」http://dictionary.buddhistdoor.com/word/34011/祇園精舍遺址。

[9] 《眾生的導師　佛陀──一個追尋菩提的凡人》第五章，凱倫‧阿姆斯壯 著、林宏濤 譯【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