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卜正民的《維梅爾的帽子》以畫說史，藉著以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的幾幅畫（以此為主，但並不以為限），來勾勒十七世紀的全球貿易，這時在歐洲是國家成形並對海外積極擴張的年代，在中國則是明末清初朝代替換的當口。

　　李守中的《中國二百年》則是從康熙開始講，分主題一路講到鄧小平南巡。這個時間取樣明顯含有「以史為鑑」的警示用意。所謂「中國兩百年」，當然就是中國自絕於世界所付出的慘痛代價，而鄧小平南巡所彰顯的意義則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受到挑戰，甚至在北京都施展不開，透過南巡來釋放堅定改革路線的訊息，不容反對人士走封閉的回頭路。

　　這兩本書有如接力賽跑的選手，時序相接，一個談全球體系建立之初種種事物的關連，一個談的是把大門關上、沒趕上這班列車的後果。這兩棒的交接點則在康熙。

　　康熙透過耶穌會士接觸到西洋事物，而耶穌會士的策略是利用西洋的科技、知識打入宮廷。基督教早期的歷史對這批來華的傳教士很有鼓舞的作用，在羅馬帝國時期，基督教打入統治階級，甚至讓皇帝也信了教，於是徹底翻轉了基督教的命運，從被迫害的非法宗教，成為帝國的國教（同時也開始迫害其他宗教）。

　　若是能讓中國皇帝信教，那麼必定能爭取到成千上萬的信徒。在這點上，西方面對中國的態度和夢想始終並無改變。傳教士夢想只要一人信教，基督教就可以讓千百萬條靈魂得救，這就像後來的英國曼徹斯特紡織業者夢想，只要中國人把衣襬放長一點，英國紡織業的生意就做不完，或者到了二十世紀，製造商夢想只要每個中國人買一瓶可樂，業績就會一飛沖天。

　　在耶穌會當年在華宣教時，用的是「在地化」的策略。當時歐洲文明看待中國文明，是用「仰望」的。來華傳教也是盡量去異求同，就兩個文明的相通點著眼，所以耶穌會士才會在《尚書》裡頭找Deo的翻法，「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將之譯為上帝。

　　耶穌會這套策略相當奏效，至少給了傳教士無窮的希望。清初傳教士在宮廷中位居要職，作皇帝之師，甚至像湯若望死時，行的是中式葬禮，著清代官服。耶穌會的成就當然讓其他修會道明會相當吃味，往羅馬教廷屢屢告狀，事實上也言之成理，並非純然嫉妒。耶穌會這樣「變通」，到底真正成效如何？「正信」與「異端」的界線在哪裡？

　　最後，羅馬教皇克萊門斯十四世在一七七三年發佈敕令，停止了耶穌會的傳教活動。這道敕令在歐洲受到不少世俗君王的反對，後來在一八一四年又撤銷。我們可以從一本通俗著作中得到有趣的佐證：大仲馬筆下的《三劍客》，其中一人後來成了耶穌會士，後來王室有難，仍然挺身相救。耶穌會與政治的牽連，由此可見。但是無論如何，一七七三年的命令對於歐洲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傷害甚大。

　　而歐洲看待中國的角度也從「仰望」變成「俯視」，後來來華的傳教活動，沒有早期耶穌會的變通，而是「我不動你動」，中國的信徒若要信教，就得遷就教會，斷無教會遷就信徒的道理。這種態度上的轉變，也就是隱伏在「中國二百年」這麼長的一段下坡路的脈絡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