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在上一篇「A MIT by a MIT Professor」裡頭，提到了在《從危機中勝出──MIT供應鏈風險管理學》，作者敘述幾乎在九一一事件發生的同時，美林證券把重要業務的運作移到紐澤西，德意志銀行在則把資料備份到愛爾蘭，當天還做了三千億美元的交易。
恐怕沒有一個例子比這個更能說明資本主義的殘酷與偉大。
就在世貿大樓相繼遭受撞擊、燃燒、崩塌的時候，世人不可置信地看著眼前電視機的景象，接收不斷更新的災難畫面的時候，有一小撮人，他們沒有多餘的心力哀悼、震驚，而是專心地把資料備份、重新啟動系統、在一片混亂的市場中保存資產價值、避險、獲利。那些隨著建築物消失的人是他們的同行，甚至還是同事，可是，the show must go on。資本主義的巨輪無情地、緩慢地轉動，個人的悲喜、生命的隕落，根本微不足道。
資本主義的巨輪，具體表現在產業外移的過程。在中國和印度的勞動市場開放，以及歐美各國失業率難以壓低之後，這個話題在近年特別受到矚目。但是，在《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後》裡頭，作者安德魯‧羅斯卻提出幾點觀察，是以往討論產業外移時所沒有住意到的觀點。
所謂「產業外移中國」，是一個不夠精確的描述，更糟的是，用國界的跨越來討論產業外移，往往容易陷入民族主義式的非理性中，而且，用這種語言來討論產業外移的政客也常常就是藉此訴諸民族主義來獲得政治利益。
紐約大學社會系教授羅斯基本上是從「社群」（community）的角度來看產業外移。原因很簡單，如果今天一家高科技公司從新竹移出去，對於受到傷害的社群來說，它移到台南或西安，並沒有差別。
產業外移是以更細緻的過程在進行著。以美國為例，從十九世紀（早在我們所意識到之前），產業就已經在進行「跨州移動」。這些被稱為「落跑工廠」的企業，利用各州法令的不同，追逐了最低成本、最高獲利而遷徙。
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取代英國，控制了中東的石油，加上東亞太平洋地區的韓國、日本、台灣、菲律賓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對於一些產業來說，由東亞地區的低廉勞力製造美國需要的商品，還比留在美國更划得來，美國的企業踏上了跨越太平洋的長征。
一些需要密集勞力、低技術的產業外移東亞，再加上主要是香港的公司負責切割、整合整個產品的製程，加速了產業從美國外移的腳步。美國的廠商只需要控制成本、交貨時間、品質，中間經手的商人自己會去安排什麼階段的工作在什麼地方的完成。更棒的是，美國的企業還可以完全擺脫工會規定的那一套。
工作內容沒有變，但切割到了東亞的某個工廠，只要付更低的工資，卻不用在意工作環境、員工福利、工作時間，這就是後來惡名昭彰的「血汗工廠」。在追逐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壓力下，製造的工作被轉移到不知在哪個地方的不知名勞工手上，他可能做一雙鞋或縫一件T-Shirt只有幾毛美金的工資，但美國公司可以眼不見為淨──事實上，要目睹還真的不容易。
所以，跨越國界的產業外移，只是整個產業移動的一環而已。因為，在美國產業跨越太平洋之前，已經經歷了漫長的國內移動。而移到亞洲之後，不管是落腳新加坡、台北、香港，只要成本升高、利潤降低，產業外移的腳步就會繼續前進。台灣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拜產業移入之賜，而台灣的經濟發展瓶頸，其壓力也有很多來自產業外移與轉型。
產業外移並不能單純以「外移中國」而論斷。因為，從社群的觀點來看，美國不是鐵板一塊，中國也不是，而是無數社群的聚集，產業和企業在不同社群之間移動。當某一家公司從新竹移往蘇州後，蘇州同樣也面臨壓力，要避免產業移到杭州、崑山或是重慶、成都，甚至西安。
這是中國目前面臨沿海缺工的結構性問題。沿海的勞動力供應靠內地，可是，等到內陸也發展自己的產業聚落之後，自然不可能、也不願勞動力外移。而每一省省長的政治前途，都繫於能否交出北京希望看到的經濟成長率。
中國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年初來台灣演講時，說每一省、一縣、一市的行政首長都像是招商局長，引起現場一片笑聲。為了吸引工廠移入，很多條件都可以談，很多優惠都可以給，環境破壞沒關係，勞資糾紛壓下去，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央的經濟成長率要「保八」，一條鞭子揮下來，八到了省就變成十，到了縣就變成十二，到了市就變成十四。一年百分之十四的經濟成長率，行政首長不分沿海內陸，當然是卯足勁吸引外資、留住人才。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大陸沿海缺工的問題，正是說明了產業外移的腳步繼續向內陸邁進。從區域平衡的角度來看，這或許可以舒緩中國大陸區域發展失衡的問題，但是每一家公司、每一個產業的移入，都帶來工作機會與希望，但是，當一家公司、產業移走的時候，卻是連筋帶肉，在社會裡剜出一個個血淋淋的大洞。
延伸閱讀：
《脆弱的強權》，謝淑麗 著，溫洽溢 譯
《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威爾‧賀頓 著 林添貴 譯
《龍與象──中國印度崛起的全球衝擊》，羅蘋．梅瑞迪絲 著，藍美貞、高仁君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