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家恆

照片◎紫藤廬提供

老友楊忠衡的音樂劇作品《隔壁親家》在上個月加演，演出後他在臉書上寫了一句話：

命運的一條線，可以把一個世界剖成兩半，也可以把兩個世界牽在一塊。事出意外，對壽星和主辦的我們都感到特別愉快。在全場歡呼聲中，我卻想到半夜一個人捧腹看鐵獅，也想到宜蘭金六結，一個熬過整天操練只盼早點洗完澡吃飯，在中山室看連環泡的菜鳥二兵。緣份就是這樣奇妙，千奇百怪。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分分合合，就是各種因緣千絲萬縷的纏繞。既然出版所處理的不外乎是「一些人的一些事」，很容易就跟人事起感應，最近正在經手紫藤廬主人周渝先生父親周德偉先生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剛好又看到忠衡那種「命運的一條線」的感觸，心裡也做如是想。

紫藤廬所在的日式房舍，據說是建於1920年代，原本是日本官員的宿舍。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成為關稅署長周德偉的官舍。

周德偉先生擔任關稅署長十九年，在他任內，中國的情勢有很大的變化。國民政府退居台灣，而海關自大清設立以來，總稅務司皆由洋人擔任，在周德偉先生關稅署長任內，結束了這個局面，總稅務司改由本國人擔任，美國人李度（Lester Knox Little）成為末代洋人總稅務司。當然，國府遷台，關稅收入也不可同日而語。以前海關收入的關稅，是用作支應清朝龐大賠款，是50年代台灣關稅所不能比的。

前一陣就在紫藤廬與周渝先生喫茶，我告知以我祖父也在海關任職，當年舉家隨總稅務司李度從上海乘緝私艦到廣州，再由廣州到基隆。周渝先生聽了眼睛一亮，說當年撤退來台的船艦安排、資料運送，皆係由其父周德偉先生安排。

這實在是冥冥中的牽連。最近承整理李度日記的張志雲兄相告，李度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登艦離開上海，前日下午四點，李度告訴我祖父與羅慶祥（後來在李度卸任後代行總稅務司一職），次日清晨將動身離滬，兩家將隨李度登船。祖父返家，全家連夜整理行李，家中成員俱不得外出，以免消息走漏。未食之米糧，祖母在深夜贈與鄰人，據說後來鄰家被共產黨所害，就是收了這米糧的關係。

我很好奇，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那天的上海海關，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中國海關從一八五九年李泰國擔任總稅務司以來，即使歷經時局變化，海關始終保持它的專業、效率、不受侵擾。所以在當時，或許海關有更多的人選擇留在上海，因為即使國民政府敗退，海關也還是可以一如以往，安然度過變局。

海關的不受侵擾，從李度離開上海的狀況就可得知。李度在離開上海當日的日記中寫道：「整個城市謠言四起，大家都希望共產黨快點來，以壓制處處可見的掠劫。」但是上了船艦──海關當時擁有的船隻有數十艘，其中有許多是武裝船艦，則是秩序井然。我父親和幾個手足上了武裝緝私艦，也都有舒適乾淨的艙房，吃的是一道道上菜的西餐。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民國史面貌的紛雜，有人逃難是擠在輪船裡來的，有人則否。《大江大海》勾勒出一幅失敗者的景象，這是真實的，但未必是事情的全貌。

不管如何，我的祖父決定隨李度離開上海，這個決定改變了整個家庭的命運，當然，也從根本上影響了我的命運。

總稅務司離開上海到廣州，後來又從廣州到了台灣，此行恐怕已有不復返的打算。周德偉先生既然是關稅署長，理應和這天的行動有關，且到了台灣之後，周先生與我祖父也都在鄭州路的海關大樓（現已拆除）辦公，兩人不可能不相識。

周先生的官舍在新生南路的這一頭，當年沒有新生南路，臨的是瑠公圳，後來，圳被蓋掉，上頭鋪了馬路，路是新生出來的，所以叫「新生南路」。我祖父的宿舍則在瑠公圳的另一頭，在忠孝東路、新生南路口，後來宿舍拆掉，改建成海關大樓，幾年前又成了證券期貨大樓。

祖母說我剛會爬的時候，在屋裡的木頭地板上，到了邊上，再過去是石子地，我便不肯爬過去了。但我自己對這木頭地板，是完全沒有記憶的，只依稀記得那棟房舍的屋瓦和花園而已。

我只能認為，這棟記憶中的房舍跟紫藤老宅是相類似，因為這才能解釋我到紫藤廬的那種自在感。這也可能是錯覺，其中奧妙，還有對我來說是歷經三代的牽連，從四九年的逃難，到今天有機緣為周德偉先生回憶錄出力，這只能用忠衡「命運的一條線」來分說。